2001年，北京大叔于泊，把农村里的一间小破平房卖了，总价3万元。
那一年，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是2378元，这可能相当于于泊十几年的收入。
之后，于泊在城里买了一套房，欢天喜地地把户口迁了出去，当上了城里人。
没想到，17年后，于泊为这笔生意捶胸顿足，肠子都要悔青了。
最终，他拿着法院关于买卖无效的判决，反悔要收回房子。
而房子的买主何大海一家，也仿佛天塌了一般。
那么，这起房产纠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01年，北京顺义柳各庄村，还是个偏僻荒凉的地方，附近也没啥赚钱机会，大多数村民只能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
于泊是这里的村民，打算搬到城里去住，就寻思把村里的低矮老旧平房卖了。
那个年代，这样的小破房实在没人看得上，一是大家觉得有房住就好，二是大多数人手里没那么多钱。没想到，还真被于泊找到了买主。
买主名叫何大海，有一个失聪的儿子，长期需要在北京大医院看病，就打算在北京扎下根来。
他们的预算有限，买不起高大上的房子，就找上了于泊。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把价格谈到了3万元，还签订了一份买房契约。
但何大海手上的钱还是不够，就卖了老家四川的房子，再凑了2万元。
那一年，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是2378元，这可能相当于于泊十几年的收入。
于泊很高兴，信誓旦旦地说：“我在城里有房，不会回来的，你放一万个心。收到钱后，我就把土地使用证给你，这就是铁证。”
买卖成交后，何大海一家拿到了红红的土地使用证，颇为欣慰，因为他们总算在北京找到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于泊喜滋滋地把钱揣在手里，之后，还把户口迁了出去，当上了城里人。
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没想到，10年后，于家和何家吵得要动手打人。
2010年，于泊早已升级当了祖辈，过上了三代同堂的日子。闲暇时，逗逗跟前这些屁大的孩子，日子过得也算快活。
然而，孩子渐渐长大，曾经让他引以为豪的城里房子不香了，面积不到90平方米，住这么多人，实在憋屈。
也许，他动过买房子的念头，可一看北京地段好的房价，快3万一平方米，就提不起兴致。
要知道，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1033元。这就意味着，于泊一年不吃不喝，可能连个厕所都买不到。
于泊开始怀念乡下那片宽敞的地方，曾经那530平方米的宅基地，能让孙辈撒丫子跑。
更令他捶胸顿足的是，顺义传出了拆迁的消息，不少村落已经纳入了城市规划。
有消息说，一个柳各庄村户口，就可以拿到50平方米的套房。
于是，于泊找何大海商量，拿回房子，再把户口迁回来，但被一口回绝。
当初脑子一定进水了，因为3万块，就把村里的房子卖了。于泊为此懊恼不已，就打起了房子的歪主意。
当年，房屋买卖时，双方只签订了书面协议，土地使用证虽然交给了何大海，但上面写的是于泊的名字，没有办理过户。
于是，于泊以此为凭据，把何大海一家告上了法庭，逼着他们腾房，但法官驳回了于泊的诉求。
于泊不服判决，继续上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不允许土地使用权所有人私下进行买卖。
简单说，柳各庄村的宅基地是不能卖的。所以，案件被发回重审。
二审过程中，法官问于泊：“你把房子拿回去了，要怎么补偿何大海一家呀？”
于泊理直气壮地说：“我愿意原价买回宅基地，就当何大海一家在房子里免费住10年。”
何大海一家气得火冒三丈，谁也想不到，明明白字黑字的买卖协议，于泊撕毁不说，竟然还往脸上贴金，说是好心房东。
2011年，二审作出判决：买卖协议无效，于泊有权拿回宅基地的使用权，但是必须支付何大海70-80万元的补偿金。
庭审结束后，何大海当即上诉，却被驳回，维持原判，这让他们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正当他们一家发愁时，他们却迟迟等不到于泊支付补偿金，也没见于泊催促腾房。
原来，于泊是想放弃拿回宅基地的使用权。他觉得，拆迁只是一个烟雾弹，花70多万买回老房子不划算。
何大海一家总算松口气，估摸着于泊再不会有什么幺蛾子，以后就能守着小平房过日子。
可他们万万想不到，更恐怖的过山车还在后头。
2018年，一走进柳各庄村，就能听到大喇叭在循环播放拆迁政策。
何大海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以为是谣传，直到《补偿安置协议书》放在他面前。
签约时，何大海惊呆了：他们脚下这片宅基地，面积有530平方米，不算371.01平方米的安置房，光拆迁补偿、补助及奖励款就可以拿到200多万元。
如果把安置房的面积按照政府给的市场价格计算，少说有800万元。
大家都很高兴，都盼望着早日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所以，棚改项目启动才半年，村子里的拆迁户们，就纷纷签约腾房了。
2018年12月，何大海一家高高兴兴地搬了家，住进了临时安置点。
然而，天上掉馅饼的消息传了出去，于泊又闹上了法庭，他甚至指责何大海和承建公司串通，吃了本属于于泊的利益。
法院考虑到之前签订的《买卖契约》无效，何大海不享有宅院的处分权利，所以，认定《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
于泊这摆明了是钻法律的空子，何大海不甘心，也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就向顺义区住建委提交房屋拆迁纠纷裁决申请。
按照程序规定，住建委组织于泊和何大海进行调解，但双方根本谈不到一块。
最终，裁决结果是，将拆迁补偿款给到何大海，而之后的分割，需要于泊另行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住建委的意思是，既然何大海需要分一部分拆迁补偿款给于泊，那就等到定好分配方案，再把补偿款发下去。
事情已经拖了很久了，其他的拆迁户早就拿到补偿，何大海一家很着急，就找于泊商量，尽快得出分割结果。
但是，于泊一点都没有谈的意思，他无法理解钱为何要经过何大海之手再给他，直接冲到住建委的大楼。
他先是找到拆迁管理科科长，质问他说，法院已经判决《买卖协议》和《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住建委怎么能违法裁决呢？
管理科长顶住了于泊的咄咄逼人，拿出《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等法律条文，做了解释。
于泊根本听不进去，还是沉浸在自己的道理里，转而要求法院撤销住建委的裁决。
然而，法院又一次站在于泊这边，住建委的裁决被法院撤销。这让于泊越发嚣张，钱和房都不肯让步。
何大海的妻子看到于泊的无耻嘴脸，几度冲出去揍人，吓得于泊不敢在何大海家人跟前露面。
最终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双方争执不下，只好寻求当地电视台节目的帮助。
在节目现场，何大海的妻子一想起这些伤心事，就忍不住哭诉：“现在，我住的房子被拆了，他照样有房住。如果没有拆迁这回事，我就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可现在我一分钱没有，一家老老小小怎么过？”
原来，何大海家里的老人还是个残疾人，有智力障碍，另外儿子的听力和语言障碍康复都需要花钱，在场的人都感到心酸不已，替何家喊冤。
于泊听了，很不屑，在一边嘀嘀咕咕地说：“卖惨呢！你也可以把老家卖了的房子要回来呀！”
很显然，他手里拿着法院的判决，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享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应占拆迁利益的大头，分点补偿金给何大海就行。
住建委在法院判决那里吃了亏，也准备了更加充分的材料，并拿出北京市关于“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相关文件，反驳了于泊。
文件中提到，在买卖合同无效的情况下，相关的增值利益70%应该划分给买房人。
另外，从棚户区改造的意义来说，何大海是住房人，因拆迁无房居住，应予以妥善安置。
渐渐地，在场的群众将天平倒向何大海，劝于泊见好就收。
于泊感到不妙，又换了个思路，为自己争取利益。他指着拆迁文件，说道：“只有柳各庄村人才能享受安置房，何大海是四川人。”
这话就啪啪打脸了。因为，于泊的户口也不在柳各庄村，早在2001年，他就成了城里人。
于泊渐渐气短，最终，在法律专家、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人士的调解、劝说下，于泊和何大海达成了和解。
首先是安置房分配问题。因为双方都没有柳各庄村户口，安置房面积为宅基地面积的70%，换算下来就是371平方米。
按照规定的三七开，于泊分到111.3平方米，何大海分到259.7平方米。
接下来是254万元的货币补偿。其中，与宅基地相关的补偿和奖励有127.4万元，30%归于泊，70%归何大海；剩余项目的补偿款归何大海。
所以，于泊能拿到38万元的现金补偿，何大海拿到近216万元的现金补偿。
这起轰轰烈烈的拆迁纠纷案总算落下了帷幕。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曾说过，有不去遵守承诺的可能性存在，才有承诺存在。
回想于泊信誓旦旦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要失去拆迁这样的暴富机会。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因为承诺失去什么。
如果因为利益出尔反尔，那承诺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有人说，就该一毛钱都不给于泊，还要追究于泊违法买卖宅基地的责任。
毕竟，于泊签订《买卖协议》的时候，可以说是欢天喜地，没有人上赶着让他卖；
他拒绝支付70多万补偿拿回房子的时候，可以说是精打细算，占尽了何大海一家的便宜。
虽然到头来，他也拿到了政策规定的一部分利益，但也把自己的信誉彻底闹没了。
都说一诺千金。但是，千金、万金、万万金面前，能守得住诺言和体面的又有几个？
一个人活在世上，还是要尽量有底线和尊严的，如果不清楚做不做得到，承诺还是少说一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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