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广播公司的Pratyush Dayal报道了加拿大移民系统申请积压的问题。由于疫情等关系，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估计目前约有240万份移民申请积压。许多人因此而无法与家人团聚，或失去了工作和学习的机会，这甚至给很多人造成了心理问题。加拿大政府已经拨款解决积压，但专家称，此外还有一些系统性的歧视问题影响了某些国家的移民。
过去四年来，阿卜杜勒萨拉姆·达库里一直试图将他的兄弟（一名叙利亚难民）和他在伊拉克的家人带到萨斯卡通，但等待他们的申请通过加拿大滞后的移民系统的过程让他感到沮丧。
达库里是一名研究生物学家，于2018年6月提交了私人难民担保申请。2019年，在这一家人进行了面试后，申请被拒绝了，但同年司法部门推翻了这一决定。
他说“我们在2022年得到了第二次面试机会。我们以为定居后，他们会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进行面试，而不是两年。”
“由于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他们一直在受抑郁和焦虑之苦。”
随着联邦移民部门的库存积压越来越多，许多家庭正在寻找关于他们未来的答案。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采访了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几十个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等待不同移民渠道的申请决定。
根据从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IRCC）得到的数据，截至6月29日，加拿大积压了超过240万份移民申请，比3月份的180万份申请有所增加。
来源：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
达库里说，他的兄弟无法找到任何工作，一直在急切地等着让他的四个孩子在加拿大入学。
他说：“我们申请时，他最小的女儿才一岁。她有残疾，我们希望能让她在这里接受语言治疗。她现在已经快六岁了。”
2015年逃离加沙恐怖的加桑·阿布萨瓦温对此表示理解。在哈马斯占领期间，他的母亲在一次医院爆炸中受伤。
在经历了他称为“无国籍”状态几年后，他来到了印度尼西亚。
他在渥太华圣公会教区和美国的一个团体的赞助下，于2020年5月申请来到加拿大。
他说：“当我提交申请时，处理时间是18个月，在疫情期间，它变成了33个月。2021年初，是九个月，然后是七个月。等待时间并不可靠。”
“我正在遭受抑郁症和失眠的折磨。我已经开始失去希望了。”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IRCC承认正在发生的延误，并说它已经改进了技术，并将业务数字化，以减少处理时间。
IRCC在一份声明中说：“IRCC正在走向一个更加综合性、现代化和集中的工作环境，以帮助加快全球范围内的申请处理。”
“虚假的希望，虚假的承诺”
贝希·沙菲耶萨维斯塔尼一直试图将她的侄女巴兰和侄子巴姆达德带到加拿大，因为他们的母亲于2019年4月在伊朗因一氧化碳中毒意外死亡。在他们的访问签证被拒绝后，她两次试图通过学习许可将他们带来。
她说：“这很令人心碎，坦率地说也令人失望。”
申请被拒绝了。这个家庭的律师阿丽亚·罗森斯托克说，负责的移民官员告诉他们，“不值得花钱把孩子放在多伦多的公立学校”。
司法部去年12月决定应重新考虑这些申请。巴兰的申请再次被拒绝，而巴姆达德的申请还没有作出决定。
14岁的巴兰在土耳其说：“我真的很难过。我想来加拿大，但不应该这么难。”
这个家庭仍然被分开。
沙菲耶萨维斯塔尼说：“当涉及到移民问题时，政府当局给了我们虚假的希望和虚假的承诺。”
“这让我觉得他们不是把我当作加拿大公民来看待，而是根据我的肤色来判断。”
“加拿大正在歧视伊朗学生”
一批150名伊朗学生多年来一直在等待来加拿大求学。他们甚至签署了一份给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请愿书。
萨桑·艾哈迈迪纳米尼在等待了四年多才收到学习许可后，失去了他在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全额资助的博士位置。
这位来自德黑兰的37岁年轻人问道：“每次我都会收到一个模板式的回复，让我要有耐心。我怎么能有耐心呢？”
在2019年提交学习许可申请的贝赫扎德·帕尔瓦雷什说，他知道还有15名学生也在等待三年以上的学习许可。IRCC不再在其网站上提供具体国家的处理时间。
法扎内·法拉希说，她向安卡拉和渥太华的签证办公室发送了许多电子邮件，向IRCC发送了多个网络表格，并联系了三位国会议员。她现在已经失去了她的职位，而且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她的英语水平考试成绩也已经过期。
在2021年85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的支持下，IRCC说它正在努力减少疫情期间累积的申请积压。
这个部门说：“这笔资金将建立在已经完成的，减少等待时间的工作基础上，如雇用新的处理人员，将申请数字化，以及实施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如数字接收和高级分析。”
需要基于种族的数据
许多申请人对IRCC根据他们的国籍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他们的申请而表示关切。
IRCC说：“至于印度方面，在疫情期间，针对特定国家的限制使个人更难提交文件，获得体检预约，向我们提供他们的生物识别记录（指纹），以及让我们最终完成申请。”
除了法国、乌克兰和美国之外，拥有最多待处理申请的30个国家都在全球南方。
印度积压的临时居留申请也最多，有43.0286万份，其次是乌克兰，有32.9920万份。
渥太华大学法律教授阿米尔·阿塔兰说：“IRCC内部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驻多伦多的移民律师卢·詹森当扎兰说，这个部门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他说，由于许多国家的民族和种族人口非常多样化，“收集基于种族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公民权和移民事务常设委员会，5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IRCC收集基于种族的数据。
IRCC的情况不是“先来后到”
Photo by: Joey Coleman from Hamilton, Canada, CC BY-SA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自2018年3月22日以来，阿扎贝尔·塔勒一直在等待她的入籍申请的决定，她说系统存在系统性的歧视和“零同理心”。
塔勒说：“我妹妹在心脏病发作后病得很重。我为我的案件发出了紧急请求，简直是在我的网络表格中使用了‘乞求’一词。”
塔勒的枫叶卡在等待期间过期。她姐姐的心脏在1月26日衰竭，塔勒无法去看她。现在，她的母亲也身体不好了。
“我已经挣扎了很久。我的心理健康都被毁了。”
从埃及搬到安大略省Stoney Creek的艾哈迈德·哈利法说，因为他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等待入籍，而去年的申请人已经被邀请参加宣誓仪式。
哈利法说：“IRCC不讲先来后到。”
哈利法和其他许多等待入籍的申请人一样，已经失去了旅行和工作机会。
杰森·威廉姆斯已经等待他的永久居留权申请被处理近20个月。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Qualicum Beach，但他仍然在英国。
当他的孩子们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时，威廉姆斯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说：“我不能和他们创造回忆，我不知道我的孩子们对我们的关系有何看法。”
IRCC说，2022年的联邦预算包括五年内的21亿美元和3.176亿美元的持续新资金，以支持新永久居民的处理和安置。
强制令（Mandamus）是最后的补救措施
温尼伯居民乌特萨夫·帕特尔的永久居留申请被拖延了两年之后，他在3月初提出了强制令申请，要求加拿大联邦法院指示IRCC做出决定。
他的申请在两个月后得到批准。
除了申请永久居留权的常规费用外，帕特尔的强制令还花费了4500加元。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
专注于移民诉讼的律师列夫·阿布拉莫维奇说，他的公司正在处理去年的第230份强制令文件。
他说：“不幸的是，利用强制令反驳似乎是最后的补救措施。”
阿布拉莫维奇说，IRCC需要改变结构，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这样做，它将影响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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