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华裔精神科专科医生被投诉无缘无故对亟需按时诊治的病人不闻不问，令病人的病情恶化，自身却还照常向安省卫生厅申领诊费。病人家属告上安省内外科医生会 (CPSO) ，却因为要保护病人而没有签署同意书公布病人资料，医生会由此称调查无法进行，病人家属如有不满，可向更高一级部门投诉。
自称K女士的市民向本报称，她有一位家人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方面疾病，需要定时看精神科医生，由医生开药以保持病人的精神状态稳定。
“如果不能长期按时服药，病人很容易就会情绪彻底失控，动不动就对人破口大骂，还会做出一些不能自制的行为。”
而K女士的一家除了她本人之外，英文都不是太好，因此有一位说中文的专科医生对那位病人以及对病人家属来说，至关重要。而他们家也一直在看一位华裔的精神科医生M。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所有的面对面问诊都取消了，改为电话问诊。而那位M医生仅仅在4月做过一次电话问诊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联系不上了。原本要在5月再诊，但他不但没有打电话来，我们打电话过去询问，他既不接电话，也不回电话。”K女士称。
K女士为了联系上M医生，不但拜託自己的家庭医生去联系，还找了她与M医生的共同朋友L去传话，都没有任何回音。
从2020年到2022年间，病人的病情时不时发作，令家人紧张万分，多次要把病人送去医院诊治。
电话问诊一次后联系不上
扬言兴讼即日获医生来电
这样的状况把K女士和家人都折腾得身心俱疲，有一天当那位L朋友给K女士的母亲打电话时，老人家情急之下对那位友人说：“希望那位M医生给我们打电话，如果不打的话，我们可能会去告他！”
这句话立时见效，当天M医生就给K女士家打来电话。电话一接通，M医生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不是要控告我？”
这样的态度令K女士更加反感。“这么长时间对病人不闻不问，终于打电话来先问的是要不要打官司。而这次通话到最后非但没有问到病人的近况，连下一次问诊的时间也没有约。”幸好有华人社区服务机构的社工推荐，K女士家的病人终于在今年找到新的专科医生，才缓解了K女士一家的担忧。而K女士声称，那位热心的社工告诉她，那名M医生有过多次随意抛弃病人的行为。
社区服务机构社工告知
该医生曾多次抛弃病人
K女士由此下决心去向安省内外科医生会投诉，控告M医生对病人的状况不闻不问，也不将病人转介给其他专科医生；不经通知随意取消约诊；不理睬病人及病人家属沟通的请求；随意切断与病人的医患关係。
而且K女士去安省卫生厅去查证之后，发现这名K医生没有给病人做任何问诊的同时，却又向安省卫生厅申领了3次诊费。
K女士向内外科医生会投诉后，却遇到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她和家人为了保护那位病人，不想让病人牵涉到那么複杂，过程那么紧张的投诉中去，以免影响情绪，因此没有让病人签署一份同意书去公布其个人健康资料。
“我家这位病人对与他人发生衝突非常紧张，总觉得会被人迫害，所以我们不敢让其知道更多的情况。”
但医生会以此为由，称无法向M医生索取病人的病历纪录，调查无法进行。
同时医生会方面还向K女士表示，据M医生所称，那位病人不希望对M医生的诊治提出投诉，而且希望撤销投诉。病人称给家人的同意书是为了推动治疗，而不是为了投诉。
最后医生会称，不会对此事项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K女士不满，可以向安省内外科医生纪律法庭(Ontario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Discipline Tribunal)做进一步投诉。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令K女士大失所望。她希望看到医生会出示书面文件，证实病人确实表达过不想深究的态度。
“那个M医生什么时候和病人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而且他不断地给我们家打电话说投诉的事情，与问诊病人无关，那这算不算是骚扰？”
在K女士看来，医生会应该有其他办法自行进行调查，这是该机构的责任。
“如果那位社工所说的是真的，那有没有可能，那医生就是利用这个程序上的障碍，笃定病人不敢或者没法投诉，才大胆地去虚报诊费而没有任何纪律处分？如果能够正常投诉，那还是精神病人么？”
最后，K女士表示会向纪律法庭投诉，并且向卫生厅投诉虚报诊费的问题，也希望如果还有其他病人有过相同的遭遇，也应该向相关机构投诉。
扫码参与评论与作者和更多用户交互
